一、针刺、按摩的起源
针灸医学是我国中医学的最早的发展源流，是中医经络学说和腧穴学说产生的起源。针灸学不是哪个医生、凭空想象，臆造产生的，而是古代医学家和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与大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它经历了一个由偶然到必然，由被动到主动，由不自觉到自觉，由不意识到有意识的运用过程。几百万年前，我们祖先已经在伟大祖国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依靠采摘植物野果和狩猎野兽充饥，过着茹毛饮雪的生活，为了生存，人们必须同大自然和野兽作残酷的斗争和拼搏，几经失败慢慢的学会了制造简单粗糙的石制工具和围猎武器，再加上火的应用，从而为针灸、治疗疾病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实践基础。针灸的起源具现代考古资料的研究，针刺技术当起源于距今一万年至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其端倪甚至可推溯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当人们在使用石器过程中，常常被飞起的碎石片击中身体某部位而受伤；在采摘野果和围猎野兽过程中容易受到意外创伤，这时却使得身体某些部位原有的疾病的病痛减轻或消失，这些现象不是经常的，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却不会少见，时间长了人们就会本能地用手按摩，或捶打身体不适部位能止痛疗疾。久而久之，人们便主动地利用尖锐的小石片或荆棘来刺激某部位，以达到止痛疗疾的目的，即发明了“以痛为腧”。
用以治病的小石片，称为“砭石”。《山海经》中记载：“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为针，光芒四耀，能治百病”。《素问·异法方宜》说：“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东汉《说文解字》释日：“砭”以石治病也。隋金元起注云：“泛石者，是古代外治之法，有三者：一针石，二砭石，三馋石，其实一也。古人未能铸铁，故，以石为针。”可见砭石治病即是针刺治病的萌芽阶段。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医学技术不断进步，工艺技术不断提高，针刺工具也在不断更新改进。继石针之后，又出现了骨针、竹针、陶针。到了夏商青铜器时代至春秋铁器时代，由于冶铁技术的发明，针具又更新为铜针，铁针，而治病的经验又形成了理论，出现了《灵枢·九针十二原》之著作。自黄帝始造九针代之砭石后，随着时代的变迁，铜针、铁针之后，又有了金针，银针……等。
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多伦多旗”出土了长约1寸半，一端扁平（可以切开疡肿）一端呈锥形（可以用来针刺）。年河南新郑出土了春秋战国的石针（一端可按摩，一端为三棱，可刺血）。山东省微山县两城山还出土了四块汉代画像石，其中一块刻有一半人，一半鸟之神物（拟指神医、扁鹊手握粗针砭石）刺向病人身体。年我国在内蒙古出土了一枚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铜针”。年，在河北满城县西汉墓中出土了四根金针，五根银针，时至今日针具衍化成多种金属、合金的毫针、长针、巨针之棱针、梅花针……等。
二灸法的起源
灸法的起源比针法的起源要更早些，可推溯到人类对火的发现和运用。我国万年到万年前的元谋猿人已经知道了用火，以后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已经掌握了火的性能，并能长期保存火种了。最初保存森林雷电导致的林火，留下了天然火种，后来又发明钻木取火和打火石取火。据《韩非子·五蠹》篇记述：“上古之世……民食蓏蚌蛤，臊腥恶臭，而伤脾胃，民多疾病。有圣人做钻燧取火，而民悦之，使之天下号之日燧人氏”。《素问·异法方宜论》记载：“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唐·王冰注云：火艾烧灼，谓之灸焫。
灸字，由久火二字合成，其含义即指长久时间以火治病。起初用，松、柏、竹、桃、榆、枳、桑、枣“八木之火”施灸见于黄帝针灸《虾蟆经》，后因其副作用较大，不宜长时间灸疗，久则伤血脉、肌肉、骨髓”，而后逐渐发现了艾叶这种更为理想的灸料，习衍至今而常用疗效不衰。
三、针灸的理论形成
针灸最早的理论形成载于《内经》。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春秋战国时代，它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而是秦汉以前医学家共同完成的论著，是把一些医家的经验总结起来，结合当时的文化，把一些观点和经验理论化，系统化，并托名黄帝而作。是我国最早且最完整的医学典藉。《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分论著的。《素问》81篇，涉及针灸的就有59篇；《灵枢》81篇，涉及针灸方面的内容有55篇。后世称之为“针经”。
《内经》这部经典不但是针灸的经验总结，而且是人体解剖学的先躯。《内经·经水篇》指出“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结合实践，从而发现人体内存在着一种“内联脏腑、外络肢节”的运行气血的通路，这就是经络。并通过骨度分寸法定位取穴，以经络相联。阐述的尽善尽美。记述了“单穴25个，双穴个穴位名称”，并记述了经络分布，取穴部位，和取法，主治，以及刺灸方法的内容；确定了五输穴、原穴、络穴、俞穴、下合穴等特定穴及“配方”法；为今天的腧穴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内经·刺灸法》中还记录了“九针”的长短、大小、形态、形状和功能作用，及禁及事项……等。其中强调了，治神、候气、守气等这些在剌灸中至关重要的问题。
年，我国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一部分帛书，据考古分析，是我国战国时期周代的写本，其中有两卷各记载有“十一脉”的循行，主病和灸法，与《内经》十二经脉大致相同。是早于《内经》的医学著作。因其原无篇名，目前暂定名《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也有人定为《帛书经》和《足臂经》。其中出土的医学帛书中还涉及到用灸法和砭石治病的《脉法》等。其成书年代要比内经早得多。其内容比较简略。是《内经》针灸，经络理论的前身。
战国以后到秦汉时代，其代表著作为《难经》，也叫《黄帝八十一难》是托名扁鹊所作。故称《扁鹊内经》可能是汉代时扁鹊学术思想的临床总结。全书主要以问答方式释《内经》之疑难。内容包括脉学、脏腑、经络、腧穴、疾病、针法等等，其中23-29难专论经络；62-68难，专论腧穴，69—81难专论针法，在很大程度上补充和发展了《内经》的学术思想。
在经络理论方面《难经》经络的组成，经脉的长度，十二经气血流注，经络和生理作用，经脉与脏腑的关系等均有新的阐述和充实。关于奇经八脉《内经》只有些零散的记载，未能冠以奇经八脉这个名称。《难经·二十难》则明确指出了人体在十二正经之外，还另有八条奇经。无论从经脉循行方面，或是生理功能方面，病理变化方面，均有异于十二正经。《难经》与《内经》也有所不同，《内经》是十二经的十二别络加上任脉之络，督脉之络，以及脾之大络；而《难经》则是十二经别络加阴骄、阳骄之络，并提出了脐下肾间动气为机体生命之源，是推动经脉中气血运行的根本动力。这一新的论断开创了命门学说之先河。
在腧穴方面《难经》最突出的贡献是“五腧穴”和“八会穴”的论述，《难经》用十分之一的篇幅论述了五腧穴的名称，五行属性，功能作用和临床作用等。《难经》的五腧穴和八会穴的理论是《内经》无有记载的，是腧穴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在刺法方面《难经》强调了进针前押手的作用，发明了所针之处，循、扪、爪、切等辅助手法。《难经·六十九难》结合五行生克的规律提出了“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针刺补泻原则。进一步完善《内经》针灸理论的不足。充实了针灸医学理论体系。
四春秋战国和汉代针灸医学的发展
春秋战国和汉代注重针灸学术。作为国家的一种文化开始向海外传播。早在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年)汉武帝刘彻为了开拓疆域，特命张骞出使西域，针灸学作为一项文化开始向西域传播。东汉的班超又再度出使西域，广泛开辟了东西交流通道，形成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开始中外经济、文化、医学的交流。在国内出现了著明中医学家有扁鹊、华佗、张仲景等为代表人物。
·扁鹊——本为远古时代传说能为人治病，给人们带来喜悦的神鸟，后来人们就习惯称那些技术高明的医生为扁鹊。这里说的就是战国时代的著名的民间医生“秦越人”。
·秦越人：（约生于公元前年——年）渤海郡郑人。（今河北省任邱县）人。年轻时曾从业旅馆工作，受到游客长桑君（游医）的真传实教，学得医术，精通内、儿、五官科，善用方药，针灸、按摩、热熨、敷药等治疗疾病。扁鹊喜欢周游各地，深入民间，他的足迹遍及河北、河南、山东、陕西诸省，并能根据各地风俗习惯和地方疾病的不同，能随时改变行医的科目，是一位深受百姓喜爱，医术高超的全科医生。扁鹊对针灸学的贡献较大，是我国针灸史上，第一位由史书记载运用针灸治病的临床医生。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他用针灸知识治疗“虢国”太子“尸厥”太子很快就苏醒过来，故此名扬天下，说，扁鹊能活死人。至今在河北、山西等地，还存有扁鹊故居，扁鹊庙，鹊王庙等历史遗迹。他的弟子有；子阳、子豹、子同、子游、子仪、子越、子宫、子术等多人，都得到其真传，精通医术，服务于民间。
·华佗：（生于公元？——年）又名旉，字元化，沛国谯人（今安徽亳县人，年轻时他曾游学徐土（今江苏、徐州一带，及山东南部区域）除了钻研医学为人治病，还兼通数经（指《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著作），和修身养性之法，他乐于深入民间，足迹遍及今（安徽、江苏、山东、河南等地，深受劳动人民的敬养和爱戴。
华佗、施针用穴简而有效，并发明了华佗挟脊方略；用药不过数味，效果立竿见影，“劈脑割候，刮骨疗毒，剖腹洗肠”，开创了中医解剖学和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并发明了“麻沸散”中药麻醉药，免去了施术患者痛苦。是中国医学史上贡献突出的医学家。在“养生”方面发明了“五禽戏”证实了体育运动的保健作用。
张仲景（公元——年？）又名张机，南郡湼阳（今河南省，南阳邓县）人，是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东汉末年，社会动乱，战火频繁，封建世家和豪霸列强纷纷割据，互相吞并，使田地荒芜，疫病蔓延，人口大量死亡，张仲景家族也死亡大半，激发了张仲景学医的决心。他一方面勤求古训刻苦学习“内”“难”二经，认真总结前人的医学理论。一方面博采众方，广泛收集当代医学家的医疗经验，同时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撰写了我国第一部集辨证论治，理法方药，针灸方法为一体的医学专著——《伤寒论》，首创了伤寒六经辩证原则，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和理、法、方、药理论体系的基础，对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贡献极大。在《伤寒论》中，列举大量的针灸条文，这些条文不仅条理清楚，内容精湛，而言简意赅，发人深省。
张仲景运用针灸治病，一般分为针刺、温针、烧针（火针）、艾灸、热熨和薰法数种。对阳证、热证、实证多用针刺而少用灸法，反之，对于阴证、寒证、虚证，则多用灸法，少用针法之说。《伤寒论》条：“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主张灸法只用于阳虚阴盛的阴寒之证，而忌用于实热或阴虚火旺之证，否则，就容易出现火逆伤阴（包括灼津、耗血、咽燥、吐血、焦骨伤筋）的不良后果。所以《伤寒论》中关于灸法误治而成“火逆”坏病记载竟达18条之多，实为张氏经验之谈，也是后世灸法禁忌之准绳。他主张针药并用治病疗疾，以药治其内，针治其外。比起《内经》的单一疗法，有很大进步。
五、晋代的针灸进步
我国从晋代开始针灸有了飞跃性的进步，以皇甫谧为代表的针灸专著《针灸甲乙经》是在《内经》等书的基础上，系统整理起来的针灸专用书籍。
·皇甫谧（公元——年）又名静，字士安，号玄晏先生，定安朝那（今甘肃灵台县）人。少年时贪玩恶学，不思进取，至青年时方翻然醒悟，乃勤奋读书，皇甫谧的家族是朝中高官，也十分富有，但他却淡于功名利禄，意欲务农，以自食其力，耕作之余，刻苦读书，并著书立说，加之通读诸子百家，被人称为“书淫”。公元年，皇甫谧正当不惑之年，不幸患了风湿痹痛，一度瘫痪在床，两耳也失听了。面对这种意外的打击，他并不悲观失望，而是振奋精神，努力自学医学知识，通过边学边实践，自我治疗，不但治好了自己的病，而且还萌发了编写针灸专书的念头，他认为针灸治疗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时流传的一些针灸方面的书籍，有的文辞深奥，浮辞颇多，难于理解；有的零散杂乱，重复烦琐，不便学习。于是他精心选材，删繁就简，分类编辑，加工整理，并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终于在公元年左右完成了《针灸甲乙经》的编著工作。
《针灸甲乙经》全称《黄帝针灸甲乙经》，又称《黄帝三部针经》。因为该书是按“天干”列目，以甲乙为序依次排列的，故以甲乙命名。全书共12卷篇，其中大部分阐明经络理论，确立腧穴名称，审定腧穴部位，论述针灸方法，提出针灸禁忌，记述了人体解剖、生理、病理和疾病的治疗等，系统、完整的一部针灸医学书籍，是晋代以前全面的针灸理论和临床经验的总结。
《针灸甲乙经》的突出成就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腧穴个（单穴49个，双穴个，共个穴位）。而《内经》仅记载了个穴（单穴25个，双穴个）。《针灸甲乙经》的腧穴排列次序，是以四肢腧穴按经络分布排列，其余的则按头面，颈、肩、胸腹、腰背排列，制定了取穴方法，结束了晋代以前，定位不准确的局面。并提出了交会穴，八脉交会穴的理论，又增加了“手少阴心经”、“五腧穴”，整理、肯定了刺灸方法，禁忌事项，成为后世准则。
《针灸甲乙经》这一古典针灸专著，早在公元7世纪就传到日本，朝鲜和东南亚一带的波斯、印度等国。公元年杨尔东渡日本传授中国医学。
《肘后备急方》是晋代医学家葛洪在《内》、《难》医经的攻研过程中，所发明撰写的晋代较有影响的灸法专著。陈延之的《小品方》也是晋代较有影响的灸法专著。
·葛洪，字雅川（约公元——年）自号“抱朴子”，人称葛仙翁，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东晋时著名道学家，据《晋书·葛洪传》载：“葛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贸纸笔，夜辙写书诵习，逐以儒家知名”。他博览群书，攻研《内经》、《难经》且好神仙之术，尤喜炼丹，曾一度在东晋王朝为官，晚年隐居于广东罗浮山，他著成《玉函方》一百卷，后经陶弘景、杨用道，增补成为现代流传的《附广肘后备急方》其中采取民间实用单方，验方及灸法汇编成书。是古代艾灸疗法较多较早的医学文献之一。
公元年，梁元帝向日本钦明天皇赠送《针经》即《灵枢经》一套。年，吴人知聪，又携带大量医书和针灸书籍《针灸甲乙经》，《明堂针灸图》等，前往日本，讲授针灸医学。
六、隋唐代时期针灸医学的管理模式发展
隋唐时期是我历史上科学鼎盛时期，医学也很发达，在医疗体制方面有了根本变化。据《旧唐书职官志》中记载，医院“太医暑”里，开始设立针灸科，并开办了医学校，由太医署负责管理，太医署，下设针师部，按摩师部（相当于现在的系）有针博士、针助教、针师、针工、针生；按摩博士、按摩师等职称。镇针博士担任教学工作，向针生传授经脉，孔穴和针灸的方法，以《针经》、《素问》、《针灸甲乙经》为基本教材，必修之课。这是世界最早的医务行政和医学教育机构。
绘制彩色经络图也始于隋唐时期，先是甄权著《明堂人形图》，后来，孙思邈在此基础上按正面、侧面、背后绘制了三幅彩色图，谓之《明堂三人图》，其中十二经脉分别用青、赤、黄、白、黑五色标示。
到了唐代日本就开始了派留学生来我国学习针灸技术，年仿照我国唐朝的医疗，教育体制，制定了医药职令《太宝律令》，医院也分设针灸科、按摩科。由于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颁布法令条例，鼓励针灸医学的传播和发展，从此代代相传不绝。针灸医学一度成为日本的主要医疗方法。许多在中国已经亡佚的针灸医书在日本却有保存《十四经发挥》就是其中一例。年，日本针灸博士丹波康赖编著了日本第一部医学专著《医学方》共30卷，诸多内容均是我国宋代以前医学精华，其中卷二专论针灸。
我国与朝鲜（高丽）的医学交流也是历史悠久，早在公元6世纪（年）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的邀请，就派人前往朝鲜传授中医针灸。年高丽新罗王朝也仿照我国唐朝的医疗教育体制，在医院设立了针灸专科，也有针灸博士等相应职称。《内经》、《难经》、《针灸甲乙经》等也被列为学习针灸的基本教材。
我国唐代以孙思藐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为主流的针灸专著，推动了针灸医学和中医学的进一步发展，他收集了针灸处方余个，涉及疾病余种。绘制了彩色经络图；首创了“手指同身寸”和“一夫法”，并第一次提出了“阿是穴”的名称，收集整理了大量的经外奇穴，对后世针灸腧穴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主张“热病可灸”并制定了“先阳后阴”，“先上后下”的施灸次序。
他注重医德修养，强调针药综合治疗的突出观点，给后世的全科医学奠定了基础。
·孙思藐，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人，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医学家。约生于公元——年，享年岁。孙氏幼小好学，7岁时“口诵千言”，18岁时博览群书，“通百家学，善言老子、庄周”，兼好释典“，通晓阴阳，常论医药。他在针灸方面著有《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在医德方面著有《大医精诚论》，彰显孙氏的医德见树，为后世医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焘（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陕西眉县人。因其一生工作在弘文馆（相当于国家图书馆）有机会接触丰富的图书资料，因其自幼体弱多病，母亲也经常患病，特别爱翻阅医学书籍，尽得书中要领。天宝十一年（公元年）当他81高龄之际，完成了《外台秘要》一书的编辑工作。《外台秘要》集唐以前医学方书之大成，是一本资料汇编性质和医学巨著。书中引用的大量文献资料一一注明出处，保存了一些现已亡佚的医学史料。但由于王焘并非医家，所以对收集的大量资料还缺乏一定的选择和鉴别能力。他认为灸法比针法更安全可靠，并提出华佗未能根治曹操的头痛病（头风）原因就是没有用灸法治疗。所以《外台秘要》便舍弃针法而专论灸法，书中尽收集了唐代以前许多针灸各家的灸法经验，对后世灸法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但是由于他的临床经验有限，对临床“针”和“灸”有着片面了解，他认为针刺不如艾灸安全，就片面地认识灸疗能治疗一切疾病，而针刺不安全可以拼弃。
七、宋代针灸医学的新成就
宋代全盛时期，针灸事业发展很快，针灸医学被列为医学教育的重要科目，由于造纸技术的发明，印刷技术的进展很快，医学著作也较多，其中，针灸著作除了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之外，还有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窦才的《扁鹊心书》，闻人耆年的《备急灸法》和马丹阳的《天星十二穴治杂病歌》等等。
·王惟一（约公元——年），又名王惟德，医院翰林医官，曾任尚奉药御。天圣四年（6年）王惟一向宋仁宗（赵祯）建议，铸造针灸铜人，使经络、腧穴更加生动逼真地展现于人体。宋仁宗采纳了这个建议，诏令他负责此项工作。次年，王惟一便和其它工匠们完成了两具铜人的铸造工作，医院供医疗教学之用，一具置于大相国寺供游人观赏。所铸铜人工艺精巧，造型逼真，头身可以拆开，全身11件古铜质模型连缀而成，以金属丝扎紧相连。体内有木制的内脏，四肢有木制的骨骼。所有腧穴全部以金字标出穴名。铜人的铸造成功，是王惟一对针灸医学的重在贡献，不但，开创了针灸模型的先例，而且方便了医学的教学，并能准确用来对学生进行针刺穴位的测试。事先以黄蜡封闭体表，腧穴标记将水或水银注入铜人穴位空腔，如能准确刺入指定穴位，退针时水或水银便随针流出。稍有偏差，则针不能剌入，水或水银也不会流出，是一个锻炼学生过硬本领的绝妙办法！宋代铜人后来因战乱遗失，实为历史的遗憾！
铜人铸成之后，王惟一又编著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共3卷，载穴个，在《针灸甲乙经》个腧穴的基础上又增添了青灵、厥阴腧、灵台、膏肓腧、腰阳关5个腧穴，详细记述了每个腧穴的定位，主治、刺灸法等项内容。该书体例严谨，次序井然，以14经为纲，个穴为目，并例图表示，一目了然。这是继黄甫谧《针灸甲乙经》之后，对针灸医学的又一次大的总结，对宋朝以前针灸各家腧穴的分岐，有着统一的作用，是我国古典针灸医籍中的重要著作。
王惟一不但精于针道，而且还擅长石刻，他曾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内容，刻在两座二丈多高的石碑上，树于当时的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使针灸医学知识在民间广为流传；促进了针灸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位针灸经穴考据家，因此垂名千古。
针灸铜人体现了针灸医学、冶金工艺、雕刻工艺、文字书法多面艺术，是我国科学遗产中珍贵的文物，受到国内外的赞誉。北宋靖康年间（年），汴梁被金人占领，两具铜人相继遗失，南宋初期，其中一具在民间发现，建安二年（1年）宋金议和时，金人曾以奉送铜人为议和条件。绍定四年（年），南宋政府又将铜人进贡给蒙古。至元二年（年），铜人被修饰一新。年，世祖忽必烈当政时将国号改为元朝，同年将铜人从汴梁运到大都（北京），医院内。后因战乱再度遗失，是我国历史上一大憾事。明、清两朝政府相继对针灸铜人做过仿铸、复制。明正统八年（年），明英宗（朱祁镇）曾诏令当时的能工巧匠仿铸铜人多具。著名针灸医家高武也效法王惟一铸造男、女、童三具风格各异的针灸铜人。清乾隆九年（年）乾隆皇帝令人复制小型针灸铜人多具，用以嘉奖（医宗金鉴）的编著者们。这些铜人现在国内许多博物馆和医史馆均有保存。
·王执中，字叔权，东嘉（今浙江省瑞安县）人，南宋、乾道（年）已丑进士，官从政郎，澧州教授。
《针灸资生经》是王执中编撰的一本针灸名著，全书共分七卷，刊行于年。第一卷列论腧穴，其体例与《甲乙经》基本相同，第二卷阐述针灸方法，骨度；第三至七卷分述治疗，罗列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病证一百九十三种，并时属病征百余种。全书博采古人效验众方，结合自己临床心得著成，颇受学者重视，临床价值极高。他主张针、灸、药全面知识必备，则为良医。在取穴方面注重压痛点，进针收到良好效果，反对因循守旧，具有一定的革新思想，并利用自己实践，纠正了一些原来被列为“禁针”“禁灸”的腧穴。他反对针刺选吉日的观点，认为治病主要要根据病人的实际证候特点决定选穴处方，而不应该机械地死守什么“黄道吉日”否则就会耽误病人。
·窦材，浙江绍兴人。所著《扁鹊心书》实为托名之作，成书于年共3卷，托名扁鹊所传，上卷论经络，针灸法；中卷论伤寒及杂病；下卷续载内科杂病及外科、儿科、妇科等病症；另有神方1卷列94方，其中有口服中药麻醉方，为临床医生所重视。在灸法方面注重任脉，足少阴肾经，足太阴脾经腧穴；另外注重灸法，少则十壮，多则百壮，他认为要治大病，或根治疾病非大量施灸不可。
·闻人耆年，浙江嘉兴人，以医为业四五十年，偏爱灸法，他认为灸法具有简、便、验、廉的优点，也能用于急症。晚年著有《备急灸法》一书，言简意赅，图文并茂，不但国内享有盛誉，而且还远传到海外日本。
·马丹阳，又名马从义，马钰，字宜甫，陕西扶风县人。所著《马丹阳天星十二穴治杂病歌》为其临床经验的总结，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被后世广为传诵，他不仅重点列出十二腧穴的诸多主治，更重要的是能够启示后学者对全身重点腧穴的临床应用。这些腧穴应用具备取穴方便，主治广泛，疗效显著，刺灸安全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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