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继全，医院野战医疗所第一医疗组军医
美篇制作：老哥
我年参军，那年我十六岁，然后长期工作在解放军第医院，主攻耳鼻喉科，医院退休，但又作为专家返聘继续工作在医院，在长达47年的岁月里，我一直工作生活在人民军队中。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我已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变为满头白发的老人，记忆远不如当年，但内心深处始终清晰地印刻着年那段战火硝烟的经历……。
一、出征名单的揭晓
年10月，我所在的医院按上级命令进入战备状态，年底频频传闻中国政府要对越南的边境挑衅行为进行自卫还击。到了年1月，消息就更加明确，说我们医院要成立实战性的野战医疗所开赴前线，编制80人，具体名单却迟迟没有公布，这引来各式各样的猜测，大家的情绪都比较紧张。
我是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我们科只有两名医生，另一名医生的妻子刚怀孕6、7个月，在这种情况下我判断应该是我出征。我年12月底结婚，妻子是医院一外科的护士龙丹玲。按照规定，医院都设有战备性的野战医疗所，要经常进行备战训练，我妻子几年前就是野战医疗所的骨干成员，这次出征估计也少不了她。我们夫妻都认定自己会出征，内心反而不感到焦虑，非常平静地等待出征名单的公布。
2月15日下午5点，医院突然通知我，马上准备，晚上8点准时出发，奔赴前线，这也意味着出征名单终于揭晓了，名单上没有我妻子。
我和妻子一起赶回宿舍收拾行装，背上背包，医院大礼堂门前集合，发现出征的人员还有：医院副院长马德良、政治处副主任张如日、院务处副处长方忠广、五官科主任邱锦信、五官科敎导员谭亦运、外科主治医生陈志坤、孔禄生，我军校的同学万新祥、邓贵江等，令我惊讶的是，我军校同学范垂利的妻子刘建辉产后才3个多月，也要随队出征，后来听说有个标准，双军人夫妻必须去一个人，因为她丈夫刚好在外出差，一时赶不回来，所以只有她去了。
登车前，医院党委和留守人员都来送行，出征人员纷纷向院党委递交请战决心书，现场气氛既热烈又凝重。
二、第一天的忙碌救护
2月17日早上6点05分左右，天还未亮，我们抵达上石军需仓库，仓库建筑面积很大，火车可以直接驶进仓库卸载物资，这是我们野战医疗所的第一个驻扎点。
背包刚放下来，野战医疗所领导紧急集合队伍，宣布中央军委命令：为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军委决定从2月17日早上打响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话音刚落，中越边境地区就万炮齐鸣，半边天都被炮火烧亮了，耳边不停地回响着“轰轰轰”的炮声。野战医疗所马上进行任务分工，医疗展开。
我们野战医疗所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前接后送，前面下来的伤员，经过我所检查急救处理，再转上火车，医院进一步治疗，保证伤员在转送过程中能得到医疗保障，避免伤势恶化。
我们野战医疗所分为两个医疗组，我属于第一医疗组，组长是孔禄生，医生有我和邓贵江、吴朝阳、黎炳尧，护士长是张凤春，护士有黄小冰、安秀云、丁湘陵、贺红枫、陈和平、李曼玲、李生粤、朱坚东，卫生员有梁秀媛、杨洁球、叶运浓、何翠英。
在等待伤员期间，我们医护人员抓紧时间写下了遗嘱，因为毕竟是在战场，谁也不能保证不出意外。
从下午4点30分左右，突然从前线下来80多台装满伤员的解放牌汽车，车队绵延达一公里，陆续驶进上石军需仓库门前的平台和相邻的坡地，紧张的救护工作开始了。
由于伤员比较多，有的一台车都有10多名伤员，野战医疗所怕伤员随便下车造成混乱，便要求伤员一律不得下车，由野战医疗所医护人员在车上作检查。
第一医疗组安排我带上一名护士黄小冰登车检查，筛选急重伤员。我戴上听诊器，在黄小冰护士的配合下，一辆一辆车地检查，有些伤员躺在车厢内，我在检查时往往要蹲着，最后干脆跪在伤员旁边，先询问、再摸脉、然后检查伤口。
在交谈中，我了解到伤员们从受伤到转运至这里，已有八九个小时没吃没喝，加上紧张焦虑，所以心情非常不好，不停地抱怨指责，个别伤员还爆粗口骂人，我和护士黄小冰边检查边安抚伤员情绪，还总结出了一个规律，不停抱怨、声音嗓门大的伤员，一般没啥大问题，越是不出声的，越要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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