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下半年的22个月里，因为工作原因，我飞了47次航班，辗转了17个城市，常年的繁重工作量让我觉得自己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
我想大多数人跟我一样，身体多多少少有点小困扰。
今年的新书后记里面我写了，继之前二叔因为癌症病逝以后，姥爷年前又查出了贲门癌，全家都陷入了黑暗，忙前忙后，精力财力全都砸了进去，所有人都满脸的疲惫和哀怨。
有的时候不得不认命，生活就是这么不公平：困扰，疾病，痛苦，可能同时降临一人之身，而病人往往最需要医生的时候，简单的一件事却往往难以直线解决。
我一直不理解的是，在中国的医患关系里面，一直处于被动地位的，为什么是患者。
与之相对应的，充满渴望的眼神，小心翼翼的语气，甚至是在医生看起来他们笨拙的交流方式，换回的往往是不对等的结论，再多的真挚情感都显得苍白。
仅仅是因为他们有求于人？
仅仅是因为在疾病面前他们是弱势群体？
仅仅是因为医生是唯一一个可以帮得上他们的人？
我不准备在这篇文章里面批判或者是褒奖任何的一种群体的存在方式，我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去代表某一个群体发声。
我想大多数人也跟我一样，希望得到公平的待遇，无论是患者本身还是医护人员。
2去年，肯尼因为常年的鼻炎困扰，入院检查。
在所有人看来都只是稀松平常的疾病，医生在简单的勘察之后却堂而皇之的告知我们，他的耳朵已经患有突然性耳聋。
可想而知，当任何一个正常人得知自己有可能耳聋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心境。
又会在短时间内，想到什么。
别人我无从考证，但是对于事事要求完美的他来讲，这无疑是天崩地裂。
我抢在他的面前去问大夫，那这个疾病严重吗？可以被治愈吗？
大夫说：“不知道。“
我又问，那怎么办。
大夫说:“30%可以治愈，30%治不好，剩下的30%这一辈子都这样了甚至越来愈严重。”
我没有完全去相信这个结论，甚至觉得有一些好笑。
单凭一张听力测试，来评定一个人的余生必然和耳聋有所沾染的时候，我觉得很荒唐。
并且，我觉得那个略微有些秃顶的医生更荒唐。
这是但凡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会有的反应。
但是就是因为这些所以的荒唐，它重重的伤害了我的家人。
对肯尼来讲，当要强的他用几近祈求的眼神去向眼前的这位医生寻求帮助的时候，这位专家教授依然面无表情的盯着眼前的屏幕，依然冷漠的重复着：“不确定。不知道。”
最后甚至在确定了这个不负责任的结论以后，开始有赶我们出去的欲望。我想大多数人跟我一样，在我们人生里面，都有一个不想提及的黑洞。这个黑洞里面不止充斥着原罪，还有大量的不想去触碰的罪恶和恐惧。
从那天起，任何蛛丝马迹的鼻炎和耳鸣问题，都会引起肯尼最大的波澜。那段痛苦的、长时间的岁月里面，我们所有的话题都在围绕两句话进行：
“我会耳聋吗？”
“不会”
“我会耳聋吗？”
“不会”
“我会耳聋吗？”
“不会”
“我会耳聋吗？”
“不会”
……
我想很多人不会理解，为什么一个突发性耳聋的结论，会诱发一个健康人那么大的情绪波动。而所谓的不理解之人，也只是因为自己还未到需要寻求帮助的那一天。
而在那一天的面前，无所谓任何疾病。
后来，我带着肯尼跑到上医院，找了国内权威的专家，去验定当时的结论是否准确。
当然，跟我想到的一样，答案是否定的。
知道结论的那一刻，我又忍不住荒唐的笑了。
我有想起了那医院的秃顶医生的结论。长达半年之久的灰暗生活之后，我们得以解放。那一瞬间，我有了一个和所有医患关系发生时同样的极端念头。
因为那种痛苦，本来可以避免的；
因为那些荒唐、毫无责任感的谬论，让我和家人长期处于一种极度压抑和灰暗的岁月里无处挣脱；
就像明知道强奸自己女儿的强奸犯住在隔壁却无法将他绳之以法。
那种想寻求正义的原始欲望会一次次强烈的冲击大脑。
3最近半年，我总感觉胸闷，喘不上气。
因为要做有声书，又要去录音乐专辑，所以整个呼吸系统和身体机能，都不准许我在这段时间出问题。
所以我医院做检查。
当我拿着一个普通的肺功能检测报告，来到医生面前的时候，当我见到眼前这个医生的时候，不知怎么的，我心里突然有了一丝的预感。
而我，也好像开始想要寻求验证一般的配合。
她拿着报告仔细端详，然后看向我。随即，她用充满欣慰感的笑容，肯定了自己那自信的结论后，对我语重心长的说：
“小伙子”，她用食指和拇指圈起了一个鸡蛋大小的圆，举在我的面前对我说：“这是你本身气管的大小，现在呢”，说着，她把这个口缩小了两圈继续说：“这个气管已经微缩到这么大！”
她比划了一个啤酒瓶口粗的圆。
我半张着嘴，愣的出神，看着她。
我问：“然后呢？”
她又说：“下一步，你的气管会越缩越小，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你自己连穿衣服都有困难了，就更不要提唱歌和运动了。”
对于在中国的医患关系中，多年来身经百战的我，这话也着实让我心头一紧。
然后我沉了一下气，问她：“还能被治愈吗？”
她很笃定的摇了摇头：“治不了了！”
我愣了几秒钟，略带微笑的问她：“那怎么办呢？”
她说：”我今天就给你开带激素的药，是用来延长生命，延缓发病周期，提高生活质量的。”
我冲着她喜悦的一笑，然后说：“嗯。”
这话之前大夫对患有癌症的姥爷也说过。
所以我连药都没有取，医院，直接拍了胸部CT。
CT结果出来后，如我所料般的一切正常。
我愣在原地，没有了上一次想维护正义的欲望，取而代之的是对逃离的渴望。
是怎样的一种体制，是什么样的童年和教育，是经历过何种黑暗的人性，可以让这样的一群所谓的救死扶伤的人，在面对眼前的弱势群体时可以说出如此毁天灭地的话。
4我带肯尼去新加坡做手术，想帮他消除心魔。
我们来到新加坡的MountElizabethHospital。
从前期的问诊寻病，一直到最后的手术静养，我都在经历着另一种文化的冲击和洗礼。
这种治愈的过程，不只是身体疾病的康复，更多的是心灵上的宽慰。
我们常说，人的精神力量是最强大的。
当你真正切身去感受的时候，你会明白，对于无助的病人来讲，来自于医生的关怀和慰藉，比药物要实际的多。
手术结束后，医生拿着手术过程的录像带来到病房，帮正在用餐的肯尼小心翼翼的取下脖子上的餐巾，然后一遍一遍的，循循善诱的，耐心的去讲解手术过程，并且一再的对他重复着，“你已经痊愈了，再也不会发作了”，以此来彻底安慰他。
作为家人，我心中充满感激。
在日本，医生在完结自己的治疗过程后，都会建议病人去做心里疏导。当然，前期他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心里安慰。
这种拯救，不只是皮肉层面上的，更是灵魂层面上的。所以当我所遇到的医生连皮肉之痛都解决不了的时候，你便懂得，跟他们谈什么心里慰藉，那是有多么的无助和滑稽。
5我帮自己的母亲，每年都在预约体检，其实更多的是先给自己一个安慰。
因为我的宗旨是，无论大病小情，医院。那个地方太可怕了。
没错，这就是我的认为。
当然，但凡是跟我有过相同经验的人，都跟我有着同样的概念。
医院就一定要是冰冷的吗？
医生就一定要冷眼看人吗？
患者一定要表现出自己有求于人的吗？
手术要充满红包诱惑的吗？
住院依附于人际关系吗？
挂知名专家号必须依靠黄牛吗？
小病也要进口药吗？
有医保就一定要住院吗？
所以，当我在热门微博上经常看见医患关系时间的时候，那些所谓的杀医事件，又或者是医生如何如何救死扶伤，我都选择回避。
因为我知道，无论好与坏，这都是极其微小的一个团体。更多的人，在经历着跟我一样的经历。
我们不可能原谅杀人放火的罪孽。
那我们就能放过妄自定论的荒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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